中国正在推进具有突破性的新一轮金融业对外开放。

瑞银集团作为最早进入中国的外资投行之一，也意图通过增持旗下的瑞银证券继续大展拳脚。在成立之初，瑞银集团对瑞银证券的持股比例仅占20%，随后在2015年1月增持至24.99%。2018年12月，瑞银持股增至51%，成为首家通过增持合资券商股权以实现控股的外资金融机构。

近日，界面新闻专访瑞银集团亚太区执委会委员、瑞银证券总经理钱于军。他就金融对外开放的渐进发展历程展开回顾，并对未来国内券商行业格局影响发表了自己的观点。

中国的监管看得更高了

界面新闻：中国有资本市场以来的几十年，一直在开放过程中，2018年4月以来，更是开始新一轮金融业对外开放，您认为为什么会是在这个时间点加大开放？

钱于军：我相信有多种因素。最早期中国缺少资本金，引入外资发展金融，来支持中国的基建。发展到2018年，中国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历了全球最大规模的创造财富的过程，老百姓投资需求多元化，使得对外开放具备了内在需求。

外部因素看，中国经济成长，尤其金融服务业成长的“这个饼”，绝大部分是被国内的金融机构来分享，而外资参与其中不多。

这两年，中国资本市场量和复杂性上升，不仅是一级市场为主，更多是在二级市场上如何把长期资金吸引和留在资本市场，长期让资本市场能支持实体经济。所以，中国的监管看得更高了，所以全面开放。

界面新闻：新政策出来后，瑞银也有新动向，这个过程中感受如何？

钱于军：瑞银证券从成立第一天开始，瑞银就对其有独家管理权。瑞银最初的持股比例只占了瑞银证券的20%。一路走来，我们一直在探讨怎么增持，怎么在保住全牌照的瑞银证券品牌的情况下增持。

2018年12月，瑞银实现了增持瑞银证券股权至51%。增持的好处是，我们原来是独家管理者，可是我们的经济利益只占20-24.99%，原来我们投一块钱，只能收回两毛五分钱。增持后，我们投一块钱就可以收回五毛一分钱。

增持后，瑞银的绝对控股，也使得瑞银的经济利益跟对瑞银证券的投入能够更加匹配。外资方的利益跟其他中资股东的利益更加一致。

中国对外开放一系列的新举措，也是过去若干年以来逐步对外开放的量变到了质变。而且提及竞争中立，也就是说不论是外资、中资，也不管国企，民企，都一视同仁来监管。这些我觉得都是新高度。

界面新闻：目前新一轮开放中，之前合资券商中的外资

钱于军：对于外资而言，可能通过大幅增资来摊薄中资的股份，或通过股权转让从而成为合资的控股股东。也可能退出合资，另外申请全新的券商。

对中资而言，他们原来可能最初合资时比现在小很多，但是伴随着资本市场的发展，也随之成长起来，不少中资券商还上市融资，扩充了资本金，业务也随之扩大，还需不需要外资也有选择。

我想条条道路通罗马，最终的状况应该是外资能增持到100%。几年后，你会发现有若干家外商独资的，基本上接近全牌照的证券公司。

相对来说，瑞银证券在外资合资券商做得比较好，发展比较平稳，也有几条成功的经验。其中一条是我们的中方股东全部都不来自证券行业，我们跟股东方合作方式是合适的。

瑞银成为控股股东后，中资股东和瑞银表达了更加明确的合作意愿，那么两三年以后，瑞银一样会跟中资继续合作下去。这样的选择并不是形式，而是我们更看重实际的内容，只要股东能带来增值，我们就继续跟他合作。

渐进的开放

界面新闻：从2004年高盛高华开始的这批合资券商，一共有十几家，发展到现在，有哪些经验和教训？

钱于军：我想经验的确有，教训也不少。上一批的合资券商，相关政策有一定的挑战。比如，当时规定必须和国内的证券公司合作，并且由中方证券公司来控股。另外，只给一个证券承销保荐牌照。这个拥有一级市场牌照的合资证券公司被中方控股，而中方在合资证券公司之外还有全牌照的证券公司。

现在回过头去看，当时的设计是不是还可以更开放些?我相信在国外所有从事金融业的人都认为，能全资一定不合资，能控股一定不做小股东。当然，这也是中国金融开放必须经过的一个阶段。

界面新闻：中资方有资源，外资方有专业能力，为什么在一起没有实现1+1>2的效果？

钱于军：也不能说中资外资碰在一起就不行，将来可能会有更大的愿景，甚至全面合并，也不是说完全不可能。

外资进入中国的时候，可能早期还觉得有个国内的同行帮着把把方向也好，但后来逐渐发现，对重大决策以及对风险的判断，大家理念不一定完全一致，中间会有分歧。

中资券商能带来的优势非常明显。尤其头部券商，他们在规模和对监管的理解上有优势。有些中资券商还有央企、政府机构等股东的支持，资源丰富。

而外资具有全球化的网点，比如瑞银在全球55个国家有60多个分支机构，在全球将近一百个交易所，瑞银都是当地交易所的成员。所以大家存在将来合作的空间。

界面新闻：以市场参与者的视角，您怎么看待券商业务从一级市场到二级市场渐进式的开放？

钱于军：我们从市场角度来理解，当时认为最容易引入外资优势的是一级市场。怎么把A股的IPO、债券发行这些做起来?也就是说如何创造上海、深圳两个证券交易所的上市公司和上市的各种金融产品。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承销保荐业务被认为先可以拿来做中外合资，或者初步开放的试点。

进入中国的外资金融行有悠久历史，像瑞银155年，花旗200多年，而中资金融机构时间较短，证券公司更是只有三十年的历史。外资具有明显的品牌优势。所以，原来有个“狼来了”的说法。

另外，就是外资在国际市场的强势，包括海外企业的上市，以及中国企业到海外上市，都是外资长期占主导地位。国内金融行业刚起步时，证券公司，公募基金规模都比较小。国内的监管就有一种担心，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设置了比较多的限制。

界面新闻：在新一轮金融开放中，外资机构会带来哪些变化？

钱于军：外资带来先进的理念，严格的风控，设置的架构，甚至人才。像瑞银早期从海外派不少人才来中国，帮我们设立好瑞银证券一整套系统，而且有一些内部的流程沿用到今天。过程中不断优化，因为我们全球范围内也在不断更新、升级，但总体来说还是打造了我们过去十几年的基础。

金融行业是高度竞争的，所谓“同行看同行”，国内的机构看到也会学习，也是倒逼了中资的改革。

另外，中国资本市场目前金融数字化带来的风险以及像过去做了太多的通道业务这些多发的不规范高风险行为，也使得中国监管的处理，比较认可外资全球视野的风控。外资经历了很多次的周期，就有对风控的意识经验和处理风险的能力，在一个大的全球银行的机构里就有这种分享。所以我们的团队就能分享到我们在香港、新加坡、伦敦、纽约、东京那些市场遇到的一些突发性的事件。而中资券商不一定有这样的网络，也不一定有这样的经验。这个角度来看，也会对整个中国金融市场的规范起到推动作用。

国内券商走出去需要过程

界面新闻：目前券商生态也在发生变化，中资券商会有逐步地并购或者是合并？

钱于军：我相信一定会发生。从行业来说，健康发展、整合应该是宜快不宜慢，宜早不宜迟。

界面新闻：会是市场主导的吗？

钱于军：我觉得有市场主导，也有政策和监管的一些鼓励，而且扶持也很明显，对头部券商会越来越倾斜。对于中资证券公司而言，顺应这个潮流，寻求强强联合。

界面新闻：中国什么时候会出现一个国际性投资银行品牌？

钱于军：中国资本有一天会像美国资本、欧洲资本这样，在全世界范围内起到更大作用。不过国内券商走出去，我相信还有一个过程。少量头部券商做了一些有益的尝试，但他们大部分成功的案例止步在香港的IPO市场。在海外，就算当地有机构，也属于外来的小众投行。

也有中资券商收购了海外的一些小投行平台，目前还在管理风险，把它集中到一个母体的文化下，而且要有一个整体运营的，而不是一个松散的联邦制的这种方式，我相信还有一段路要走。

另外，国内的证券公司离国际全方位投行也有一定距离，他们做的更多是保荐，缺乏投行其他的增值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