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汇报，专家们就及时来电话，要我传照片看地里的情况。”

“这种模式的优点是可以把全国、涉及大豆生产每个环节的专家集结在一起，与熟悉当地情况的地方农技推广人员一道，推出一个从种植到加工的全产业链综合系统解决方案。”邹文秀说。她建议，在全国不同区域进一步开展这种“伙伴关系”式的技术服务和指导工作。

良种良法配套、农机农艺结合，以及专家们的辛勤努力，在收获的季节得到了回报。秋收时节，黑河市各县(市、区)的国家大豆产业技术体系7个伙伴示范田，平均亩产达到250.17公斤，产量最高的黑龙江北大荒农垦集团尖山农场有限公司千亩田，平均亩产272.2公斤，创造了高寒地区大豆大面积高产典型。

在西北灌区，采用膜下滴灌水肥一体化技术，吉育86亩产达到442.05公斤，长农35亩产达到432.00公斤;在南方，大豆育种团队选育的高产优质高效的大豆新品种中豆63经专家现场测产，亩产达336.89公斤，刷新了南方地区大豆高产新纪录;在黄淮海地区，体系专家选育的高产耐逆大豆新品种和体系农机农艺专家合作研发的免耕覆秸栽培技术结合，在大灾之年再创高产典型。在遭遇严重涝灾的河南省新乡市，采用免耕覆秸技术种植的郑1307高产示范田平均亩产319.29公斤/亩，实收亩产连续5年突破300公斤。中黄301示范田实收平均亩产280公斤。

“千亩示范田产量已经超过了美国、巴西、阿根廷等大豆出口国的大豆平均产量，展示了新品种新技术的增产潜力，通过大面积展示示范，辐射、带动主产区大豆单产水平的提高，对稳步扩大国产大豆种植面积，振兴大豆产业具有重要意义。”韩天富说。

关于未来

对我国大豆的未来，韩天富充满了信心。良种是提升产量的关键因素之一。建立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以来，我国又陆续启动了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重大科技专项等科研项目，开展了大豆育种联合攻关。据统计，目前有超过100家单位参与了大豆育种联合攻关，包括各级科研单位、高等院校、国有企业、民营企业等，基本形成了全国大豆育种网络。农业农村部、科技部、发改委、教育部等部门在主产区建设了若干大豆改良中心与分中心、实验室与实验站，对改善育种条件发挥了重要作用，有力推动了大豆育种事业的发展。育种方向从单一高产型向高产、优质、抗病和专用型转变，育成了一批优良大豆新品种，推动了品种更新，对大豆生产的发展提供了有效保障。

另一方面，我国是大豆的原产地，种质资源丰富。作物在生长中总会遇到各种病症、各类问题，而丰富的种质资源很有可能拯救一个品种——大豆就是如此。20世纪50年代，美国大豆爆发了胞囊线虫病，几乎遭遇灭顶之灾。20世纪初美国传教士从中国收集的地方品种北京小黑豆引起了科学家们的关注，利用其抗病基因进行品种选育，美国大豆产业才躲过一劫。

1956年、1979年和1990年，我国先后组织了3次全国范围的大豆种质资源收集，共收集和保存栽培大豆种质资源23587份。2015年之后又进行了补充征集。迄今，国家农作物种质资源库中保存的大豆种质资源已有43000余份。

在先进育种技术方面，国内大豆育种技术也不断提高。分子育种、定向育种不断获得可喜成果。

与取得一系列的成绩相比，韩天富更欣喜的是科研风气的变化。“开会不允许讲排场，搞接送。这些符合党的十八大精神、净化社会风气的有力举措体系早就实行了。实际上，这些举措对每个人都有好处。我去哈尔滨、南京等熟悉的城市参加活动时，通常事先不告诉对方具体到达时间，出站后自行前往，不仅为对方省去了迎来送往的时间，而且逍遥自得，低碳环保，不亦乐乎。”韩天富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