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联社9月2日讯（记者 侯润芳 郭松峤）近日，科技部等九部门近期印发《科技支撑碳达峰碳中和实施方案（2022—2030年）》（下简称“实施方案”），提出了包括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科技支撑行动等在内的十项具体行动。
中国能源研究会常务副理事长、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原所长周大地在接受财联社采访解读该《实施方案》时表示，科技支撑中国低碳转型，不但需要各个具体技术，还需要涵盖更多技术组合的系统方案，科技支撑要有更好的前瞻性。此外，对企业来说，选择正确的技术方向非常重要。企业在布局时要和国家科技支撑的方向同向行动。
他还指出，在传统能源技术性能提升方面，特别是新能源以及一些重点用能领域，中国走在国际前列。从市场的低碳技术应用和市场的新能源产品占有来看，中国并不落后。未来中国要力争成为低碳技术和新技术市场的引领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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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今年的极端高温天气影响下，多地电力供应紧张。在谈到这一现象时，周大地表示，气候条件引发电力紧张，说明我们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不仅要解决几十年以后它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当下就要考虑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我们要做长期的战略安排，要更快更多发展光伏和其他新能源。
不过，他同时还指出，能源向清洁低碳、安全高效方向的转型并非易事，扩张型保供发展模式及其形成的传统观念仍然根深蒂固，如何通过深化改革、政府加强管理、完善政策以解决这些矛盾，是能源领域深化改革的重要挑战。
“科技支撑要有更好的前瞻性”
财联社：《实施方案》提出了十项具体行动，如何能够更好实施这十项行动，你有哪些建议？
周大地：此次印发的《实施方案》很全面，对能源转型近期需要的科技发展各方面基本上都点到了。同时这个方案也不仅是技术措施的行动方案，除了技术研发创新外，还对技术示范和具体落实的体制机制方面也做了较全面的设计。
我想强调的一点是，中国目前低碳转型确实需要各个领域的科技投入，现有的技术还需要更多的创新。许多行业目前还没有确定明确的转型路径和技术方案，需要尽快开展理论和相关技术的攻关。如果把许多的技术设想真正运用到工业化的生产过程，还要做很多科技方面的研发、示范。
目前支撑中国的低碳转型，不但需要各个具体技术，还需要涵盖更多技术组合的系统方案。例如，需要整个电力系统结构性框架性的转型方案，科技支撑要有更好的前瞻性。
例如，未来“风光水”等可再生能源将直接转化为一次电力，改变现在化石能源为主的一次能源形态。还要更快更大规模得发展非化石能源，需要进一步降低新能源的成本，提高转换效率，以及开发光伏、风电等领域创新技术。此外，还需要考虑到电力低碳转型会涉及到结构性构架性等系统技术整体重构，这就需要一定的科技支撑。相应地，所有工业、以及民用供热系统也需要重新考虑以电力为主的终端用能方式，目前普遍应用的热电联供等传统技术都需要再转型。
中国的电力系统建立在以煤电等大型集中发电设备的基础之上，包括核电和水电也是大型化集中化电源，发电输电配电系统都建立在这些设备的电力特性上，这就了形成一整套安全运行的技术标准和调度规则。所以，用电方也要适应这种发电模式。
可再生能源电力和电量的比例不断提高就遇到一个系统性问题：今后的可再生能源发电，尤其是风电、光伏，其运行规则是要求风光来适应目前这种电力运行框架，还是说电力框架根据风光的特点进行重大改造？目前这个问题还没有弄清楚，所以很多时候就出现了矛盾的现象。风光搞的多一点，就有人认为要建设更多的煤电来做支撑，因为现在的电力系统安全运行的规则是依靠原来发电电源的性能来支撑。于是，就产生了一些“风光”的接纳的悖论——风光越多，就要配更多的传统发电设备。如果这样的话，整个电力系统怎么能做到以非化石能源特别是风光等为主呢？我们目前可能对专项的技术的考虑比较多，但是对这种系统的变化和相应的技术体系的研究更应该引起重视。
此外，现在在工业方面还需要大量创新。低碳转型要终端用能电的高度电气化，这对我们的很多工厂的能源系统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现在大型工厂大多数都有自己的动力站、热力站以及大型锅炉窑炉，形成本厂热力动力的一种平衡系统。未来以一次电为基础的一次能源系统，这些终端能源体系都要进行重构。目前冶金、建材、石化和煤化这些基础原材料工业的低碳技术路径还比较薄弱，国家需要提前介入。对企业来讲，完全靠他们各自解决问题，还是有困难。
“企业选好方向的关键是，要能和国家的科技支撑同向行动”
财联社：在你看来，企业应如何迎接低碳转型？
周大地：对企业来说，选择正确的技术方向非常重要。很多大型能源企业的技术都是以化石能源的生产转换技术为主，现在他们应当成为研发低碳能源技术的主力。当然，我们同时也可以看到，一大批新能源光伏、风电、动力电池等企业也都在兴起。
在用能方面，中国有很多冶金、化工企业。其中，有些企业是和能源结合的企业，例如炼油企业本身就是能源企业，也是主要的能源转换企业。当然，也有一些企业是用能的企业。那么，如何将这些企业真正动员起来是关键。这是因为，我们不可能撇开这些大型企业再去搞一批所谓新能源企业，完全把现在的能源主力搁置一边。但是这也面临着一些挑战——目前的能源企业如何能够不受传统业务利益和惯性束缚，能够真正选择好主攻方向，能够在国家整个能源低碳、绿色低碳技术创新方面找好定位，确实还需要做大量的工作。
一些企业囿于自身业务范围以及过去的技术历史沉淀，在技术发展方向选择上，很容易走一些弯路。例如，现在还有一大批在搞煤炭、煤化工、煤制油的企业。在油价高时，这些企业经济效益还可以，但从发展方向看，是不是一个绿色低碳转型方向，就很值得讨论。
所以，企业在布局时要和国家科技支撑的方向同向行动。同时我们也应该支持一批新技术、新领域的企业，特别是可再生能源方面，光伏、风电，储能还是要继续抓。
“中国要防止成为低碳能源技术的跟随者，力争成为引领国”
财联社:充分发挥科技创新的支撑作用，是中国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必由路径。据你了解，目前支撑碳达峰碳中和的科技创新水平、创新体系的总体情况如何？
周大地：和国际比较来看，我们现在并不落后。中国现在是最大的能源消费国，在传统能源技术性能提升方面，特别是新能源以及一些重点用能领域，中国走在国际前列。从市场的低碳技术应用和市场的新能源产品占有来看，中国并不落后。
我们要用30年左右的时间，实现全系统的低碳转型。这个挑战，不仅是中国，外国也没做好全面的技术准备。从全球范围看，现在没有哪个国家的低碳转型做得特别好。特别是一些小国，根本就没有自己独立的技术研发能力和系统解决方案。从发达经济体看，尽管工业化国家说了很多想法，但是真正干起来，从它整个的产业能力方面，包括科研能力，都做得不够快。特别是美国，受到两党对气候变化意见不同，很难动员国家的力量真正来做这件事。中国是全球最大的排放国，是全球最大的能源以及电力消费国，如果不自己去创造低碳能源系统，没人会来给你解决你的问题，这要我们自己去干。中国现在等不得，需要明确方向目标，认真行动起来。
当前世界能源市场处于关键“换档期”，传统能源的供应和消费技术基本上由少数发达国家主导，发展中国家在能源开发、生产和消费技术方面依靠引进，缺乏独立的能源技术创新和研发能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是一场硬仗，低碳转型任务紧迫。我国要防止目标不清，消极等待，以后再次成为低碳能源技术的跟随者和引进方，要力争成为低碳技术和新技术市场的引领国。
“加快发展新能源以更好得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负面影响”
财联社：今年的极端高温天气影响下，多地电力供应紧张，去年的拉闸限电现象再现。在你看来，今年的拉闸限电和去年相比有何不同，为何今年还会在多地继续出现拉闸限电现象？目前看，我国能源保供态势到底如何，今后还会发生拉闸限电现象吗？
周大地：今年的极端高温是世界范围内的问题，许多国家都在缺电，也在拉闸或限制用电。这次高温热浪和严重干旱同时发生，提示了应对气候变化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工业革命以来，全球气温平均已经上升1.1度，负面影响已经明显凸显，已经给社会经济生活造成这么大冲击。
气候条件引发电力紧张，说明我们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不仅要解决几十年以后它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当下就要考虑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许多人认为现在影响可以忽略不计，实际上影响已经越来越显现。随着温度一点点上来，负面影响正在明显加重。要重视这次高温热浪导致干旱而引起的电力短缺，我们短期的应对肯定要认真做好。但如果高温成为常态，就不能只考虑临时措施了。
此外，如果光伏足够多的话，就可以多搞一些储能，可以更好地解决问题。当然，任何的新增电力都难以应对这种临时性的电力消费暴增而水电大幅度减产的情况，所以更需要我们做长期的战略安排，就是要更快更多发展光伏和其他新能源。
我国能源安全现在有比较好的保障能力，但是也面临着能源结构过于依靠煤炭、化石能源比例太高、油气资源条件等限制。要解决长期供应安全问题，也应该加快低碳转型，提高能源的安全保障能力。
“能源向清洁低碳、安全高效方向的转型并非易事”
财联社：有观点认为，煤电全行业亏损背景下电力行业已经缺乏内生造血能力，限电大潮下电力能源改革势在必行。你如何看待这一说法？
周大地：目前煤炭价格仍处于高位，尽管有点松动，但是比较起来，煤价从过去的一吨500元左右，南方可能700-800元，但现在这边到港口就已经700-800元，到南方就1200-1300多元了。可以说，成本上升对于整个火电行业还是有巨大压力。
为什么现在煤电总是显得能力不足？在火电在亏损状态下，非要多发电，企业积极性肯定不高，发电能力难以充分调动。国企要完成保供任务，即使亏损也要发电。但是对于地方和民营发电，亏损后，没有人给他补贴，对企业来讲就是生存的问题。现在大国企占的发电能力只有一半多一点，那么还有一半是各种地方国企、民企、自营等，怎么能在这种情况下要求他们多赔钱做贡献呢？
能源向清洁低碳、安全高效方向的转型并非易事，扩张型保供发展模式及其形成的传统观念仍然根深蒂固，如何通过深化改革、政府加强管理、完善政策以解决这些矛盾，是能源领域深化改革的重要挑战。当时提出来能源革命就是要恢复能源的商品属性，我们要认识到，任何大宗商品在消费过程中，长期来讲，价格引导机制有很大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