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脑机接口不是‘电子毒品’，我并未对此付出食欲不振等任何身体代价，相反，它就像我的‘打狗棒’，让我赶走‘抑郁’这条狗。从接受手术到现在，一年多过去了，我觉得也许这次——好景会长。”
“我经常感觉身后有一条带着纹身的黑狗在追我，它的背上纹有四个字：好景不长。”吴晓天（化名）说。
32岁的吴晓天患有“难治性抑郁症”，目前他在苏州经营着一家民宿。他称自己在黑暗中爬行了16年，“患病16年，我已经快忘了正常的自己是什么样，中医、气功、电击……你能想到的方法我都试过，我尝试过的相关药物能堆满一个房间。”但所有方法都只管一时之用，直到在大脑中插入了一个“情绪开关”。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吴晓天是世界首个在人脑中植入“脑机接口”的抑郁症患者。脑机接口，即Brain-Computer Interface（BCI），是指通过在人脑神经与外部设备间建立直接连接通路，来实现神经系统和外部设备间信息交互与功能整合的技术。
吴晓天使用的这一装置连接着两条电极，每条电极上8个触点，通过调整电压、电流等参数，触点就会对大脑神经产生不同程度的刺激。电极从右胸延伸到脑后，再从后脑延伸至大脑前侧，穿过大脑前端的神经核团，按下按键时，电流刺激神经，从而改变情绪。
该装置主要有“工作”、“休息”两个模式，可通过手机软件切换。吴晓天白天需要在“工作模式”下跟客人交流，夜晚则会调至“休息模式”。
那两根电极被埋在吴晓天的身体里，从外形看，他与正常人无异，除了在给装置充电时需要将充电器对准右胸口，吴晓天用手比了比胸口：“就像钢铁侠有了胸口的反应堆才是英雄，我有了脑机接口，才有能量。”这股能量就像从胸口升起的一股暖意，支撑他面对各种生活琐事。
脑机接口装置的充电器，在给装置充电时，需要将充电器对准右胸口。受访者供图
澎湃科技记者与吴晓天初次接触是通过微信电话，他十分健谈，没聊几句，就在电话中模仿起不同歌手的唱腔，“我觉得我装了脑机接口后嗓音也变了，你知道周杰伦的嗓音吗？还有刘德华的，我都可以模仿。”
与吴晓天见面是在上海松江九亭地区的一个宾馆，他恰好来上海参加一家媒体的视频拍摄。吴晓天大约1.85米的个子，微胖，他称自己上学时候很瘦，长得也帅，有不少爱慕者，“安装了脑机接口后我胃口变好了，一下胖了很多，其实学生时代我是班草，而且我很聪明的，我对量子力学、生物学都很感兴趣，是抑郁症偷走了我的人生。”
采访前，他特意在卫生间用水将头发分成三七分，采访间隙，吴晓天不断接到电话，处理着民宿的工作，比如：空调漏水、押金未退等等，采访不得不数次中断，他表示：“我很不喜欢给别人添麻烦。”采访中途，因快递地址填错，快递员打来电话询问，吴晓天向快递员表示：“我是世界首例接受脑机接口治疗的抑郁症患者，正在接受媒体采访，麻烦大哥帮我重新送一趟吧。”在吃饭时，吴晓天会与邻桌攀谈，时不时大声唱歌，并询问：“我唱得好听吗？”他对唱歌似乎真的很感兴趣，称打算将来在街边直播唱歌，“不着急的话，你们今晚能帮我拍一下我路演的镜头吗？给个面子好不好？”采访中讲到激动时，他要不断确认：“你有记录吗？这是金句。”他觉得他终于找回了自己的人生。
他说，这个装置并不像常人想的，“工作模式”就是高兴，“休息模式”就是抑郁，它不会掩盖掉除了悲喜以外的其他情绪，只是提升了大脑的认知能力和敏锐度。“以前遇到烦心事，我通常采取‘鸵鸟政策’，只是逃避，现在我虽然也会难过，但我知道那是一时的，总能过去。
脑机接口到底意味着什么？啪，吴晓天打了个响指说：“意味着：I’m back（我回来了）”。
以下是吴晓天的口述：
很难找到一个形容词去描述“工作模式”下我的状态，那不是像喝了酒一样的飘飘然，如果以0为正常情绪的分界，“工作模式”下的我，状态大概在1左右，“休息模式”下的我，情绪在-1左右。所以这个装置并非一键决定喜乐，它只是让我重归正常。
在“工作模式”时，我对一切的感知都会更敏锐，思维也会更活跃，都说敏锐的人对痛苦的感知也更强烈，但我的情况并非如此。我会站在上帝视角，对痛苦等情绪“隔岸观火”，就好像身上穿着一层铠甲，这些负面情绪无法再刺伤我，因为我知道，当我撑不住的时候，可以切换到“休息模式”来“疗伤”。
没错，“休息模式”并不代表我又回到了过去抑郁、绝望的状态，它意味着平静和养精蓄锐。通常我处在“休息模式”的时间越长，“工作模式”下的我状态就越好，就好像一辆蒸汽火车要烧大量的煤炭才能运行，“休息”的我就是在为“工作”的我补给能量。
当然，现在也会有焦虑的时刻，这通常发生在模式切换前。从“工作”到“休息”就好像拎着重物下楼，虽然在走下坡路，但也没那么轻松，从“休息”到“工作”就好像拎着重物去上班，我知道，我要抖擞精神面对各种事宜。焦虑就好像模式切换时的缓冲带，让我能做好准备，面对即将到来的精神变化，我无法、也不想摆脱它。
相较于之前的痛苦，这点焦虑真的不算什么。我16岁确诊为抑郁症，后来发展到重度抑郁，整日躺在床上与世隔绝。我觉得我的抑郁可能跟校园语言霸凌有关。当初从江苏南通转学至苏州，同学会嘲笑其他外乡人的口音，说他们是“乡巴佬”，我隐藏在其中活得战战兢兢，生怕被他们发现。我印象很深的是，那时候喜欢的女孩上学会途径我家，我奶奶常会在我出门前大声关照我要“好好学习”，我当时会拼命跑远，以防屡遭嘲笑的乡音被她听到。
那个时候，父母也无法理解抑郁症，在他们看来这就是“矫情”和“懒”。我最初也无法理解自己，一度去脑科问诊，当时甚至希望自己被确诊“脑瘤”，起码能知道自己到底怎么了。后来也曾尝试过自杀，未果，被救回来的时候既痛苦又庆幸，我想就是这点对自己还活着的庆幸、对生的渴望，救了我。
因为我知道，正常的自己性格开朗，是抑郁症“偷走”了我的人生。我记得2014年左右，我就在网上看到过有关“脑机接口”的内容，但当时连服用抗抑郁的药都会被质疑，更别说在脑子里装设备。7年后，2021年，我跟别人聊天时又提及此事，她鼓励我应该试试。
随后，我与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取得联系，他们在2020年底成立了“脑机接口治疗难治性抑郁症”临床研究小组，邀请我作为受试者。不过在此之前要做很多筛选和测试，此研究只针对“难治性抑郁症”患者，我在核磁共振仓里前前后后总共待了得有10小时，还有智力测试、脑电波测试等，大概2天后他们通知我，我可以入组了。那一刻，我觉得自己快要“刑满释放”了。
2022年初，我接受了手术，手术准备期最痛苦的事，就是需要在头部拧入数根螺丝来固定脑立体定位仪，因为此手术并非开颅手术，所以需要利用脑立体定位仪来确定皮层下某些神经结构的位置。这个痛感我到现在都记忆犹新，就好像脑内有好多发条，有人在不断拧紧它，我疼得上吐下泻。
手术大概进行了2个多小时，清醒后并未立刻迎来新生，相反，我迎来了一段反复调试脑机接口参数和模式的日子。
因为个体差异，每个患者都需要不断调整，找到一套最适合自己的调整方法，我经历了三个月的调试期。有很多次，“工作模式”下我的状态并不好，我再次怀疑：那条印着“好景不长”纹身的黑狗可能又回来了。在此期间，我对很多从未有过的经历产生了感触，比如，某次在医院调试时，我忽然感到被朋友背叛的愤怒，虽然我从未被背叛过；再比如，我似乎能体会到中了500万彩票的惊喜……最终，我跟医生一起协商，确定了这套白天“工作”，晚上“休息”的模式，我也是目前小组内唯一一个能自主掌握模式切换的患者。
找到那个合适的“点”其实就是忽然一瞬间，我说不清它的缘由和契机，只是在某一刻，忽然感觉心潮涌动，那是我从未有过的感受。
我从不质疑这种感受的真实性，很多人怀疑，这是机器操控下的快乐，但对我而言，它是一股真实的力量，而且它并非来自不正当途径，只是脑机接口让那些错误的脑电波和电流回归了正轨。一切如常，我没有提高兴奋的阈值，也并未获得那些超越界限的快乐。
脑机接口不是“电子毒品”，我并未对此付出食欲不振等任何身体代价，相反，它就像我的“打狗棒”，让我赶走“抑郁”这条狗。从接受手术到现在，1年多过去了，我觉得也许这次——好景会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