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深圳,我写过很多。再谈深圳,颇有“江郎才尽”之感。
但深圳特区40年,一个字不写,将是永远的遗憾。
于是我去了深圳,也有了一些新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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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2日,在一个圆桌讨论上,我问深圳市政府研究室主任吴思康:“最近这些年,深圳的新一代企业家在全国的影响力没有过去那么大。美团、字节跳动、滴滴、拼多多这些‘小巨人’一个也没有出现在深圳。从2006年大疆无人机创立后,深圳好像没有出过什么极具影响力的新企业。”
话一出口,有些后悔,因为只是一点感觉,可能很不准确。
马上补充道:“也许深圳现在是‘生态型创业’,华为、腾讯、平安自己都裂变出了很多新业务新公司,如华为终端、微信支付、平安好医生。腾讯出去的创业者也很多,像创立了乐信、4年多时间就在纳斯达克上市的肖文杰。只不过在华为、腾讯、平安的映射下,新的企业家还不太知名。”
我关注深圳企业家近30年了。如果要我画一张改革开放后深圳企业家的路线图,我会从袁庚创立的蛇口工业园区、马福元创立的赛格集团、马志民创建的三大主题公园画起。
袁庚上世纪70年代末从中国香港到蛇口,筚路蓝缕,创立了中国内地第一个对外开放的工业园区蛇口工业园区(1979),这里诞生了中集集团(1980)、南玻集团(1984)、招商银行(1987)、平安保险(1988)等一批市场化、现代化的优秀企业。在市场经济的新体制、新机制探索方面,蛇口工业园区创造了20多个“中国第一”。
马福元1985年7月从北京到深圳,成为深圳电子工业的主要奠基人。当年他52岁,是电子工业部党组成员、办公厅主任兼计算机管理局局长,应深圳市之邀,由电子工业部委派,到深圳负责整合部属、省属、市属等100多家中小电子企业,组建深圳电子集团公司,以此参与国家重大项目,并与国际大集团同台竞技。
当时有人反对说不能叫集团,“集团”是一个贬义词,如“反党集团”,“盗窃集团”。马福元说,集团就是“集中与团结”的意思。有人说,这样搞集团是“拉郎配”,马福元说“自愿加入、自由退出”,尊重企业的自主选择权。
1988年1月,深圳电子集团公司更名为赛格电子集团,取“赛国格、赛人格、赛品格、赛风格”之意。赛格旗下一度拥有桑达、华强、康佳、宝华等100多家电子企业,也投资过赛格日立(彩色显像管)、中康玻璃(彩管配套玻壳)、深爱半导体(大功率晶体管)和超大规模集成电路等骨干项目。
1988年3月28日,马福元筹划的全国第一家专门销售国内外电子元器件、组织生产资料配套供应的深圳电子配套市场(赛格电子市场),在华强北开业,160多家内地厂商和10家港商以自营自销、联营代销的方式经营。顾客在此可以买到急需的元器件,可以了解高新技术产品的发展动态,产供销三方直接碰头。
这是中国电子产业发展史上不可不写的一笔:这之前,很多电子元配件都按计划统一分配,像粮票一样,要跑北京找关系才能弄到;这之后,元器件的市场化配置开始了,全国各地的采购商蜂拥而至,华强北一步步发展为中国电子信息产品的最重要集散地,成为“中国电子第一街”。
上世纪90年代初,深圳市有领导在评价此地对产业的影响时说,“赛格春节关门,全国配件就会涨价”。
在改革风雷激荡的上世纪80年代,深圳因为是特区,毗邻中国香港,所以内地在香港的几家窗口企业,如港中旅(香港中国旅行社,1986年2月变更为香港中旅集团)、招商局、华润,对深圳的发展卓有贡献。马志民当时是港中旅副董事长兼总经理。
这位没有学过一天设计的企业家,以“让世界了解中国”的理念,先后创建了“锦绣中华”、“中国民俗文化村”和“世界之窗”,被誉为“华侨城的总设计师”、“中国现代主题公园之父”。
1985年秋,国务院批准由港中旅投资开发占地4.8平方公里的深圳华侨城,马志民兼任华侨城建设指挥部主任、华侨城公司总经理。
在上世纪80年代初,政府对旅游的态度还是“不鼓励,不提倡”,旅游不是独立产业,是附属在外事接待部门的事业单位。华侨城的定位是工业为主,不敢直接提出“旅游”。1985年,马志民到欧洲考察,在荷兰玛林洛丹看到“小人国”,产生了把中华五千年文明和丰富旅游资源微缩在一个公园里、让中外游客“一日看尽千年华夏”的创意。1987年,全国首创的“锦绣中华”动工,两年完工,1亿元的投资在开业当年就全部收回。
有一位外宾给马志民写信提醒厕所问题,说“你们的厕所如果还是这样的话,仍然是不会得到世界的尊敬的”。这让马志民耿耿于怀,一定要将厕所彻底改观。最具代表性的是“锦绣中华”的孔庙洗手间,洗手间管理员会面带微笑地为游客递手纸、拧水龙头、喷香皂液,甚至为游客梳头、擦皮鞋,被游客誉为“锦绣中华第81景”。
马志民先生2006年逝世,享年74岁。他最早意识到“文化就是明天的经济”,他让深圳这片经济热土从一开始就带有“文化绿洲”的气息。
马福元先生2015年逝世,享年84岁。他到深圳那一年,华强北街还只是上步工业区的一条厂区马路。今天,深圳早已拥有了世界级的高效、完整的电子制造产业链。
袁庚先生2016年逝世,享年99岁。1979年他开创蛇口工业区时,整个深圳的户籍人口为7.62万人,到年底全部常住人口也只有31万多人。今天,深圳的常住人口在1343.88万人左右,包括流动人口在内,深圳已是有近2000万人的现代化大都市。
2
从袁庚的“招商局部落”、马福元的“电子信息方阵”、马志民的“三大主题公园”画起,接着我会画上:一任一郭、华工三剑客、二徐、二汪、三马、四王。
一任
:1987年创立华为的;
一郭
:1988年在宝安西乡一处厂房做电脑接插件来料加工的;
二徐
:1991年创立迈瑞医疗的,1993年创立金蝶软件的;
华工三剑客
:毕业于华南理工大学无线电系1978级的同学、、,他们的名字和TCL、华星光电、创维、康佳连在一起;
二汪
:1999年创立华大基因的,2006年创建大疆的80后;
三马
:1988年创立平安的,1999~2013年担任招商银行行长的,1998年11月创办腾讯的;
四王
:1984年创立万科的,1995年创立比亚迪的,2002年把顺丰总部迁到深圳、从此阳光灿烂的,2004年创立立讯精密的。
有一些风云人物最终和深圳擦肩而过,但深圳肯定是他们创业之路上永不磨灭的记忆。
求伯君
,这位天才的程序员,1988年5月到1989年9月把自己关在深圳蔡屋围酒店的房间,夜以继日地写代码,其间肝炎复发三次,甚至把电脑搬到病房,终于写出了12.2万行的WPS1.0,创出中国软件史的一个里程碑式作品。
史玉柱
,1989年1月毕业于深圳大学研究生院,下海创业,推出桌面中文电脑软件M-6401,1991年创立巨人公司。
还有的企业家并非在深圳开始创业,但最终他们回到了深圳。
许家印
,1992年从河南舞阳钢铁公司离职,到深圳寻找机会,找了几个月,加入了一家叫中达的国企,1994年到广州开发房地产项目。1997年2月创立自己的企业恒大。2017年8月,恒大总部从广州迁往深圳。
聂云宸
,90后创业者,2012年5月12日在广东江门九中街开了第一间茶饮店,这就是喜茶。没几年,喜茶就把总部放在了深圳。
企业家应该是生产性创新的推动者。
我肯定遗漏了很多。我画的这张图谱的脉络,只是想表达某种价值判断,即
我和上述提到的大多数企业家有过思想交流。遗憾的是,没有见到过袁庚、马福元、马志民三位先生。
在我心中,从经济角度说,他们三位是深圳的体制机制创新、制造与市场、文化的最初奠基人。我深深地怀念他们。
3
现在回到8月22日的圆桌讨论。
对于我的“深圳新一代企业家何时能再出现‘三马’”的问题,吴思康回应说:“你的问题其实挺尖锐,就是说深圳是不是没有那么创新了?我给你一个数字吧,到今年6月底,深圳的商事主体已经达到339.1万家,深圳每千人拥有商事主体253.4户,或者说每4个人就有一个商事主体,这样的创业密度在全国是最高的。别的城市怎么样,你可以去算一算。”(注:商事主体包括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民专业合作社,创业密度的计算公式为商事主体数量/常住人口数量)
我查找了相关数据,深圳的商事主体主要是中小企业,到6月底共有215.2万家,占全部商事主体的63.4%,占全部企业总量的99.9%。深圳每千人拥有企业159户,相当于不到7个人就有一户企业。今年一季度,在疫情严重的情况下,深圳每天登记的中小企业平均仍有680家。
考虑到深圳的面积不到2000平方公里,即使包含最近发布的深汕特别合作区也不过2465.77平方公里,远远少于北上广杭,因此可以推断,深圳的空气里有着中国最高的创业浓度。
我们将深圳和北上广以及创业的热门城市杭州对比一下发现,大体来说,按照每千人拥有的市场主体数量,深圳为253户,广州为156户,杭州为117户,上海为113户,北京为97户。深圳的创业密度遥遥领先。
但从整个创业环境的市场化、民营化,以及个体对创业的参与意愿来说,深圳无疑走在了前边。
由于各个地方的产业特征不同、所有制形态不同,我们并不能简单得出一个结论,深圳的创业环境比北上广杭优越。每一座城市都有自己的优势产业,其中的创业成功率可能比在其他城市更高。
原因很简单,深圳在改革开放之初是一个只有3万人的小镇,没有什么基础。深圳要发展,只能靠更有激励性的政策(后来是更有激励性的体制、机制和文化),让全天下敢试敢闯的人到这里来创业。由此天然形成了更具分布式、更加市场化、个人化、更为包容、市场主体之间也更加平等的气氛和文化。
深圳的知名企业基本上都是当初籍籍无名的创业者创出来的。和北上广相比,深圳的世界500强中的民企比例最高,企业家色彩最浓。
我在深圳听到的故事都是类似这样的——
十几年前,深圳曾有部门规划要搞“十大百亿集团”,重点扶持十家企业。但这些巨头后来基本都不行了,甚至不见了。深圳的好企业大部分都是从“游击队”开始的,他们最懂市场,最适应市场,最早面对国际市场。
深圳有不少年销售额过百亿的企业家,一个市领导都不认识。
深圳的A股上市公司到目前为止在315家左右,仅次于首都北京的上市公司数量。这些上市公司中,民企占2/3左右。光一个南山科技园就有8000家注册企业,近1500家高新技术企业,100多家境内外上市公司。2020年深圳的重大项目,社会投资约占69%。
源自民间的、源于每个人心里深处的创业热情和创造力,是效率最高的经济力量。
4
谢谢深圳特区的40年。
深圳用自己的实践证明了改革开放这场伟大探索的价值,必将光耀中华民族复兴的史册。
当我离开深圳,我问自己:如果中国没有特区,特区不在深圳,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会有今天吗?我自答,不会,起码不会像今天这样让世人瞩目。
形势比人强,好制度助人强。
今天,中国有各种压力。但纵有千难万难,只要不沉溺于过去,不止步于探索,只要创业创新的精神和意志在,中国经济还有下一个辉煌40年。
如特区精神能天下传扬,中国不想复兴,亦断无可能。
在经济世界里,哪里有最适合创业者、创新者发展的空间,哪里就是最美的地方。
顺丰的王卫在接受《南方日报》采访时曾说,来深圳的人会有一种不一样的朝气,年轻人来到这片全新的土地,就是闯,就是干事业,“当时觉得深圳的整个天空特别蓝”。
张春山,一位1997年大学毕业就从哈尔滨直奔深圳、今天已是一家公司董事长的创业者说,“在深圳冬天睡在马路上都不会冻死人”。
在一个尊重价值创造、不歧视、通过市场实现供求匹配的环境中,创业者真的冻不死。
机会、公平、法治,就是他们最大的温暖。
我们的国家,太需要实干兴邦、创业创新了。40年远远不够。
所以我真心对深圳说一句——“愿你继续创业创新10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