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周刊》 记者 周琦 | 北京报道
疫情之下，一些行业遭受很大冲击，但电商网购、在线文娱、移动办公等“宅经济”却迎来快速发展，智能制造、无人配送、远程医疗等新兴产业表现也十分抢眼。一些制造业企业也危中寻机，加快业务转型。很多人已经看到了数字经济蕴藏的新机遇。
在国际局势变幻莫测、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全球经济承压的大背景下，数字经济能否扛起大旗，拓宽新的发展空间，为“六稳”“六保”提供助力？近日，《中国经济周刊》联合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百度APP共同推出系列直播栏目，对上述问题进行了深入剖析。
光靠数字经济难以应对经济下行压力
据中国信通院2021年8月发布的数据，2020年，经测算的47个国家和地区数字经济增加值规模达到32.61万亿美元，同比名义增长3.0%，占全球GDP比重为43.7%。
但是，各国家和地区对于数字经济的定义并不一致，在国际间的对比中往往会出现一定的误差。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教授、EMBA课程主任朱天介绍，中国国家统计局将数字经济分成了五大类，前四大类属于“数字产业化”，即数字产品制造业、服务业、应用业和数字要素的驱动业。“这四大类叫作数字经济的核心产业，也就是狭义的数字经济。第五大类为数字化效率提升业，属于‘产业数字化’，从统计上来讲就是各行各业通过数字化转型所产生的增加值。这五大类加在一起就是广义的数字经济。”
根据国家统计局定义的概念，2020年，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在中国GDP中占比7.8%，而根据“十四五”规划，这一占比到2025年有望提升到10%。
作为比较，狭义上的数字经济占美国GDP的比重2019年为9.6%，高于中国，是仅次于房地产行业和制造业的第三大产业。数字经济在欧盟GDP中的占比则较中国稍低，不到7%。
对于数字经济对整个宏观经济的拉动作用，朱天说，目前中国还缺少足够数据来定量计算，但可以从美国经济的数据中，获得一个大体的概念。
“2005—2019年，美国数字经济（狭义）年均增速为6.5%，而其全国GDP的平均增速是1.8%。以此推算，美国数字经济以外的行业年增长率大概为1.45%，数字经济的快速增长使美国GDP增长加快了0.35个百分点。这说明数字经济虽然发展很快，但对整体经济的带动作用还是比较有限。”朱天说。
他还指出，与美国可以吸引大量移民不同，中国的劳动量过去几年基本上没有增长，GDP增长几乎全部来自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即便是中国的劳动生产率增长全算在数字经济上，数字经济也很难持续、快速地带动经济整体上行。“光靠数字经济是无法应对经济下行压力的，但并不是说数字经济不重要，恰恰相反，数字经济对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很重要，但要实现经济上行，还需要所有行业一起发力，需要更加宽松的政策环境和宏观环境。”
信息化只是数字化的基础
对于普通人来说，接触到最多的数字经济，就是电商、物流等消费互联网。不过，从宏观层面看，立足于实体经济发展的国家对工业互联网、产业互联网的未来更为关注。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战略学副教授、数智训战营课程主任陈威如认为，在未来的10年，会看到更多在制造方面“柔性快反”的工业互联网，也会发现更多涵盖研发到制造到供应链的产业互联网。
“消费互联网最主要的客户是C端消费者，C端消费者会比较喜欢便宜、免费，因此过去消费互联网的平台比较多是在强调流量经济、用户运营，注重便宜、优惠、冲动性购买。” 陈威如说，产业互联网是指全链路的数字化，因此它的对象主要是企业B端，企业会特别注重质量的保证和整体的价值，因此做产业互联网的平台或产业互联网的企业一定要特别强调匠心精神。
他分析道，每个行业在做制造工业转型的时候，都需要有大量的数据，并在很短的时间内对这些数据进行分析，因此数据量和运算能力会比消费互联网大很多，这么大的运算量不是每一家公司都可以投资的，因此未来需要有一个能被共享的数字化基础设施（底座），才能支撑数量众多的工业企业进行数字化升级。
不过，现在很多企业，甚至包括一些地方政府官员，并不理解信息化和数字化之间的区别，对于数字经济的认识也并不深入。
“信息化从企业角度来讲，多数都是IT部门主导，即搭建统一的、整合的平台或者系统，数据标准规范化，打通信息孤岛。但光有了信息化，还是没有发挥数据的价值。数字化是在信息化的基础之上充分发挥数据的价值，通过数据来驱动业务，达到优化或者协同或者共享。从企业角度来讲，这个过程不是IT部门主导的，一定是一把手工程，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绝对不光是资本投入或者基础设施就能解决问题的。”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与决策科学教授、经济学与决策科学系主任方跃说。
中国数字经济发展动能全球最高
2020年，《哈佛商业评论》发表的一篇文章，对世界上90个国家或者经济体在两个维度作了评估，在数字经济的发展水平上，和大部分中国人的印象不同，中国处在中间位置，并非领先的位置。而在数字经济发展动能，即发展的潜力和速度上，中国则是全球最高。
中国在发展数字经济方面有何优势，又该如何利用这一优势？
“中国发展数字经济的优势，从宏观上来看，第一是人才，第二是资金，第三是国内市场规模巨大。”朱天认为，中国在发展数字经济的过程中，一定要注意协调好市场、政府和企业间关系，应该主要靠市场来推动。
“举个例子，有些家长给孩子定目标，争取考上清华、北大，最起码考上‘985’，怎么做到呢？就要规划语文、数学、物理、化学等要考多少分。要用功、要勤奋，多练习、多做题等。而家长根本就不知道怎样才能考到高分，只会提供一系列有利条件，教辅材料随便买，补习班随便报，这样孩子就能考上‘985’了吗？”朱天认为，政府在数字经济中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数字安全问题，还有一些数字经济的基础设施建设可能需要政府的协调。其他事情，大部分还是应该交给企业、交给市场。
方跃则认为，除了上述的要素外，也要格外注重创新的作用。“总体来讲，中国公司过去这些年更擅长生产、更擅长商业化，而不是创新。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政府确实要把这个平衡做好，就是要给大家一个公平、有一定约束的环境，又要给大家一个非常大的自由度。不同于生产商业化，创新是需要土壤的，这个土壤是需要我们好好保护。对于中国绝大多数企业来讲，创新面临的挑战要比我们过去大规模的商业化要大得多。”
责编：郭霁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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